李莹所在的中心，公益提供妇女儿童权益保护。有一个孩子自述被老师性侵，“在朋友鼓励下报警，并向我们求助，我们很重视给她提供法律援助，但她又放弃了”。她认为，不少儿童不敢、不愿说出来，与熟人圈子存在的权力控制关系、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的偏见、传统观念、可得到的社会支持等也有关。她了解到一些性侵案，受害者不止一位，“但她们有很多担心，不敢站出来”。

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《国台办：2020年是对台工作极不平凡的一年》身穿蓝白相间条纹的病号服，手上裹着厚厚的绷带，前额的头发剃掉一块，清晰可见近10厘米长缝针的伤口……2017年12月5日，在广东省珠海市第二人民医院的普通病房内见到凌国富时，若不是医护人员介绍，笔者很难将眼前这个面容有些憔悴的中年男人与“英雄”二字联系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