皮艺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这与儿童保护法律过于粗放、宏观有关，中国两部与儿童保护有关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和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，虽然起到积极作用，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。性侵儿童报案难、缺乏避免儿童二次伤害的取证机制、缺乏专业部门服务等说明了该问题。

杨延丽是一位“新北京人”。她2006年来北京读大学，研究生毕业后，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，但是公司没有“留京指标”。按照北京的限购政策，她要工作并完整纳税5年后才能有购买商品住宅的资格，获得保障性住房就更是奢望。

《“江姐”战友、“红岩老人”孙重去世 享年95岁》“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完全是免费的，但是后来人越来越多，光锅具就增加到十几套，为了维持基本开销，我们开始就收5毛钱，去年水电费涨了，就加到了1块钱。”万佐成说，不过，对于特别困难的人，他们也不忍心收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