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从制度设计看并不复杂，但登记后的信息数据，如何与劳动、人社、教育等部门及时共享，如何设置严格的查询和职业禁入，需进一步考虑。它依赖一个多部门协调合作、真正有利于儿童保护的综合性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。”

大部分分析人士也持有类似的观点，认为此举的目的在于使地方的调控政策更加合理化，而不能简单理解为“松绑”。杨红旭还指出，与热点城市相比，限售应是弱二线和三线城市的主流调控政策。

《银保监会：我国银行业贷款拨备余额达6.5万亿元》澳大利亚创新金融研究院院长郭生祥对罗伯逊此文的评价一针见血：“(罗伯逊)由于对中国的体制机制、战略意图不明，因而有些担心，不自觉地强化了所谓自由世界的经济实力、矮化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，希望以此鼓舞所谓的自由世界经济体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