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诊科主任通过老人的手机联系上了他的老伴儿，“我跟家属打了电话，愿不愿意做急救手术，老太太说尽管救，后来我们在一分钱没有交的情况下，我就跟医院医务处备了个案，不等家属来，直接给他做手术。我们觉得这个人是可救的，家属正在赶来的路上，如果等她来了以后才做手术，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愈后，我们救他的目的不单是心脏的康复，还有脑神经功能的康复。”

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《上海通过"养老立法":尊重习惯、弥合"数字鸿沟"》“曾经有某地妇联向我们咨询，说有性侵案，施暴人承认，受害人指认，但没有物证，警方不立案怎么办？我们也没办法。”孙雪梅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