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性侵儿童处于冰山下的状态，儿童报警的可能性较小。”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说。相当一部分儿童没有防性侵意识，缺乏辨识能力。性侵儿童案30％以上是非常熟的人，如家庭成员、老师、教练等，“对孩子来说他们是权威人士，是敬畏的对象，再对其威逼利诱，报警可能性更小”。

政知圈仅找到一例：2017年11月，安徽省铜陵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、副主任王毅军的“双开”通报中写道：“王毅军身为党员领导干部，理想信念丧失，无视党纪国法，行为底线全面失守，特别是被提拔到重要经济工作领导岗位后，大搞权钱交易、利益交换。”

《乌克兰向中方订购191万剂中国产新冠疫苗》这些都在直接弱化有些地方经济数据方面造假的动力。接下来，建立和完善与“高质量发展”相配套的地方官员考核制度，也很重要——如果说，优化官员考核制度、深化预算制度改革，是从正面减少官员造假现象，那加强经济统计和审计监督，严肃落实相关问责制度，则是必要的反面激励建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