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从制度设计看并不复杂，但登记后的信息数据，如何与劳动、人社、教育等部门及时共享，如何设置严格的查询和职业禁入，需进一步考虑。它依赖一个多部门协调合作、真正有利于儿童保护的综合性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。”

皮艺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这与儿童保护法律过于粗放、宏观有关，中国两部与儿童保护有关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和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，虽然起到积极作用，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。性侵儿童报案难、缺乏避免儿童二次伤害的取证机制、缺乏专业部门服务等说明了该问题。

《杭州新增1例无症状感染者 系某安保公司员工》补了阮成发的缺，主政武汉市的陈一新同样很会创新工作方式。到任后，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“新增”了三个局：“招才局”、“第二信访局”、“科技成果转化局”，之所以打着引号，就是因为这三个局都是“虚拟机构”，但按照“实体运作”，也就是说，不新增编制人员，但承担相应工作内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