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2017年12月24日晚开会期间，妻子邬荣会打过一个电话给杨正清，问他什么时候能回家。杨正清告诉妻子，正在研究村里引水的问题，完了还要去两家贫困户家看看。“他让我们早点睡，不用等他了。” 邬荣会回忆说。

《央企去产能任务提前完成 多项改革冲刺收官》也有一些部门试图息事宁人。“女童保护”团队推广防性侵教育，在某地校园宣讲时志愿者了解到有学生被老师性侵，向有关部门反馈后，反而推广受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