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苏文颖说，很多国家对性犯罪特别是性侵儿童犯罪，法律较为严苛，并限制他们接触儿童的机会，一些人就利用旅游等机会到其他一些国家性侵儿童，因此催生儿童色情旅游业，一些国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。澳大利亚最近开始实施新的法律，限制登记在案的儿童性侵犯罪者不经执法机关允许擅自出境，如有违反，将处以最高五年的刑期。

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|改革开放纵深推进 或迎新突破》李莹所在的中心，公益提供妇女儿童权益保护。有一个孩子自述被老师性侵，“在朋友鼓励下报警，并向我们求助，我们很重视给她提供法律援助，但她又放弃了”。她认为，不少儿童不敢、不愿说出来，与熟人圈子存在的权力控制关系、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的偏见、传统观念、可得到的社会支持等也有关。她了解到一些性侵案，受害者不止一位，“但她们有很多担心，不敢站出来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