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毕业工作六七年后，郑若骅决定去考大律师执照。“早上在工地工作，满身都是泥，晚上就去上课；放假的时候别人去旅游，我还在学校上课。”她花了3年念完法律本科，又花了1年考到大律师专业资格。1987年，郑若骅成为香港一名大律师。“当时我什么人脉都没有，家人担心这样怎么混饭吃呢？”幸好郑若骅初生牛犊不怕虎，认真准备每一个案子，不断完善逻辑、做模拟训练。“最初都是输的，因为赢的案子不会冒险找年轻人，但我一定要输得漂亮，这样才会得到对方律师和客户的欣赏，将来反而可能引荐你。”

《浙江:骚扰电话挤占 110总接警量超四成为无效警情》“不堪回首。改革开放前，政治斗争几乎没断过，而作协往往首当其冲。一旦政治斗争来了，只能服从。”林绍纲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