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这一最新司法尝试引起关注。教师、幼儿园工作人员、教练、保安等，这些易于接触儿童职业的从业者和有权威地位的官员、名人等，他们是儿童熟悉又敬畏的人，也是性侵儿童案件常见作案者。儿童因此不敢说、不能说、不愿说。

《北京顺义区高丽营镇东马各庄村升级为中风险地区》“医生说要做手术，小手臂里做钢针牵引。这手术，大人都疼的受不了呀，我家是5岁的小姑娘呀。”郑鑫称，自己和幼稚园刘院长通了电话，要求查看操场的监控录像。“我怀疑是我们女儿告状了，老师采取了报复。而且我女儿也和我说，自己摔倒之前，有人在后面推了她一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