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莹也常遇到这种情况。有些孩子开始不能识别性侵，等时间一长更缺乏证据。“等意识到后向我们求助，但因为证据问题，我们即便知道事情可能是真的，也没办法帮助她。”

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《伊朗政府批准向乌航客机事件遇难者家庭进行赔偿》林绍纲来时，杨朔会匆匆收起写字桌上的书刊和稿纸，寒暄几句，习惯性地说起近来睡眠不好，头疼，离不开安眠药。听汇报时，他有时走神，眼睛发直，边点头边嗯嗯。他的工作压力很大，失眠和神经衰弱影响到了他的创作。他的字一个一个圆圆的，该短的笔划拉得很长，该长的笔划又写得很短，很难辨认。每次看他的批阅，林绍纲都有点头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