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，赵准基身穿白衣、戴着口罩，双手戴着手铐，被台湾移民部门押到机场时，头还一度低低的，闪避媒体的拍照。经确认身份后，他被押到登机口，登机前，他用韩语大骂脏话。韩国警方派出3名警员来台，双方在飞机上进行交接，由韩国警员将赵准基押返韩国。

《外交部：中国高度重视新冠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》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