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具体从事儿童保护的相关工作者对此亦有体会。“女童保护”团队公益宣传女童保护，孙雪梅观察到政府近年来对性侵日益重视，请她们进校园作预防教育的学校、教育部门、司法部门越来越多，但她缺乏更多的志愿讲师。面对不少需要心理支援的求助，她感到无力，“我们只能再去找专业人员介入，这应该借助官方力量由专门、专业团队来做”。

《生意失败债台高筑，男子竟还打赏主播50多万元》在20多公里外的孔雀村二组，记者找到了事发仓库，房东是村里一位龙姓村民。电话中龙先生回忆，9月中旬他们在网上挂出仓库招租的信息，“之后有3个男子来谈租房的事。”对方自称做铝合金生意，“催得很紧，一个月3000块钱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