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宏观层面，国家应该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立法，让性骚扰受害者维权更有依据。微观层面，用人单位、学校等也应当探索并建立一定的防范和申诉机制。否则，员工、学生遭遇性骚扰申诉无门，剩下的选择要么“忍”，要么“滚”。

杨延丽是一位“新北京人”。她2006年来北京读大学，研究生毕业后，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，但是公司没有“留京指标”。按照北京的限购政策，她要工作并完整纳税5年后才能有购买商品住宅的资格，获得保障性住房就更是奢望。

《受贿行贿一起查 主动投案……2020年反腐热词》对于田继伟精心谋划、长期向张某下药的行为，内蒙高院二审认为构成故意杀人罪，且“手段卑劣，情节恶劣，后果严重，依法应予惩处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