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莹说，在司法实践中一种处理是被告人有赔偿能力且愿意赔偿，经法院调解，被告人会出钱赔偿，但这需要受害方出具谅解书以在量刑上从轻处理。

刘哲告诉澎湃新闻，表弟是家中独子，母亲多年前就患尿毒症，每星期需透析多次，家庭经济状况不好。事发后，表弟的父母受打击很大。

《申请明年北京小客车指标没必要扎堆 申报期有67天》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