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年卸任印度驻中国大使的康特据称参与边界谈判事务长达30年。他对《印度快报》表示：“‘越界’的总次数并不重要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具体情况：它们发生在以前经常出现类似事件的争议地区还是新区域？中方军队是否进入得更深？只有了解这些才能知道‘越界’次数增长的意义。”他表示，虽然对峙次数增加，但“都没有形成持续太久的僵局……这说明，双方的‘信心建立措施’正在起作用”。

第三，拓展农业合作。农业在澜湄国家占有重要地位，对保障粮食安全、促进农民增收意义重大。中国与湄公河国家互为重要农业合作伙伴，近10年湄公河国家对华出口水果年均增长21%。虽然中方对湄公河国家农产品贸易存在逆差，但我们不搞贸易保护，愿意进口更多优质农产品，满足国内多样化的消费需求。中方支持企业到湄公河国家开展农产品深加工合作，提高附加值和竞争力，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。中方愿与湄公河国家深化农业科技合作，共建农业科技联合实验室、技术试验示范基地，开展农产品质量标准建设，实施好增殖放流、病虫害防治等重点项目。中方建议共同设立澜湄农业合作中心，打造农业技术交流、联合研究及投资贸易合作平台。中方将在云南举办第二届澜湄合作村长论坛，欢迎湄公河国家踊跃参与。

《上海：医卫人员发现传染危害新型病例可直接报告》某种程度上说，计入研发支出对深圳GDP总量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。数据显示，2016年，深圳全年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达到了800亿元，仅次于北京、上海，位居全国第三。研发强度方面（研发投入/GDP），深圳达到了4.1%，仅次于北京。